我外公因为解放前在省城经过商，于是自然就成为资产阶级分子，随后又被节节拔高到大资产阶级分子，说来也不冤枉他，在我们那个乡镇，也就属他经商层次最高了。他曾经拥有过的资产在批斗中被步步加高，最后几乎快要和四大家族比美，造反派不断打他，不断往他曾经的财产数字注水，他只得不断地承认，企图以态度老实来换取早日解脱。等到最后，他就变成了曾经资产过亿的大资产阶级了。于是他被作为当地深挖出的隐藏在人民群众中的腰怀巨款的蒋介石走狗。既然资产过亿，那么这些钱都藏到哪里了？轮番的严刑拷打自然也不能让他说出这些钱藏身的位置，因为这本来就是虚构的。每次熬不过打他就会说几个地点，有时在他说的地方也能找出一些银圆金条，其实纯属瞎撞。却正因如此，给了那些寻宝者更大的期望。县革委员已经许诺，只要乡镇里造反派能找到这些宝藏，将它们用于社会主义建设，那么就让他们作为当年地方代表进京接受毛主席大接见。
‘我就不信他比江姐骨头还硬？！‘这是当时造反派头头在审问批斗大会上恨恨丢下的一句话。就这句话，要了我外公的命。他被活活打死了。他几乎把我们乡镇他所知道的每个地方，每个村头屋角都说了一遍。这些地方也因此都被深挖了一遍。如此下来，虽然没有挖出我外公曾经有过的‘过亿家产‘，却也把我们乡镇所有地主老财们埋着的钱财大多挖了出来，最后造反派将这些钱财和他们抄家抄来的各家各户值钱的东西汇总起来，作为我外公被抄出的宝藏交到了县里。这件事情好歹就这样了结，没有继续找我外婆和妈妈盘问。我外婆其时已经被吓傻了，不是假傻，是真傻，也哭瞎了，问她也没有什么用。但苦了我妈妈。我妈妈本来上着初三，学习成绩很好，老师们都认为她一定可以上重点高中，也就是我现在上的高中，然后上大学的。现在情势突变，自然只得辍学。
造反派头头从北京风光回来后，却也不再找我妈妈她们什么事，他虽然狠，却也不傻，他知道我外公是冤枉的。既然从这里弄不到更多油水，也就不花这个时间了。但我妈妈却去找他论理，要他给说法。我妈妈到处找人，到处上访，到处喊冤。那时她也才十七岁，出落得很水灵。一下子就这样家破人亡，自然受不了。再说了，不给外公平反，她今生也就别再指望上学，也不可能有任何梦想了。
她就是在到处喊冤中认识了我父亲。我父亲当时革命热情高涨，却也就事论理。他听了母亲的哭诉，虽然自己没有任何权力，但毕竟血气方刚，当年也才20岁，愿意帮人分清是非曲直。他查阅了县志，甚至去省城查阅了当年的档案，从中没有任何我外公的信息。这也间接说明我外公当年其实属于默默无闻之辈，登不了媒体大雅之堂。于是他勃然大怒，大骂那些乡镇的造反派，革命革错命，革命成了草菅人命。
他带着我妈妈去县革委会找领导。他是县城里的一个造反组织的头目，革委会主任多少给他点面子，所以接见了他们。在不耐烦地听完他的雄辩后，革委会主任说了一句‘可能是有些夸大了他财产数目，不过既然能搜出这么多钱来，起码说明他是一直对党对人民有隐瞒的‘。随后他意味深长地劝诫我父亲：
‘不要让死人拖了活人的后腿。‘
父亲就这样一边闹着革命，一边带着我妈妈到处找人告状。我妈妈在他的保护下，虽然被乡镇造反派恨得牙痒痒，却也安然无恙。
我不知道他们是什么时候由保护与被保护的关系变成了后来的恋爱关系的，很快他们就结了婚，结婚没多久我哥哥就出生了。从我哥哥生日与他们结婚日期来看，他们应该是‘奉子成婚‘。他们告状并没有因为结婚而结束，一直到*结束，到政府为我外公平反。为了补偿对我外公的不公正待遇，政府为我母亲安排了工作，工作单位很理想，是少有的政府部门而不是街道工厂，对当年记入我外公名下被抄没的财产却也只字不提。
外公能够最终获得平反，父母已经是高兴不已，更何况给我母亲安排了工作，父亲也申请调到了我们乡镇。从这些来看，母亲一直认为自己欠父亲的。我完全理解。
我终于能够理解为什么父亲会对她又重新去经商如此反对和不满，也能够理解他内心的失落和不甘。同样，我也能理解母亲一生对父亲的尊重和包含有最大敬重的珍爱。她一辈子就是辞职经商这件事情没有遵从父亲的意图。但多年以后，生活让她证明她的决定是多么正确。
在我大学快毕业的时候，父亲因为常年饮酒患了肝癌，幸好是早期。在花费了六十多万后，终于从省肿瘤医院出院。而他的单位，在尽力承担了六万元后就无力或者说不愿支付了。父亲学校领导暗示我母亲，肝癌是治不好的，不要再浪费国家的钱了。母亲非常沉着平静地告诉他们，她一定会让我父亲治疗下去。父亲病情在县城医院所获进展不大之后，县医院建议我父亲转院到省肿瘤医院。他单位正好以此为由，说转院没有获得他们同意，停止了支付医疗费用。母亲卖了店铺和所有存货，动用了这些年所有的积蓄，一直坚持了父亲的治疗。父亲的治疗使用了很多当时很贵的进口新特药，最后终于康复。
他的康复，使他获得第二次肉体生命的同时，也获得了第二次精神生命。他重新接纳了母亲，当时的情景非常感人，我和哥哥都泪流满面，因为我们起码有十来年没有见过父亲母亲目光对视，更别说还那么温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