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经常要去进各种货，冷饮和杂货是在县城里，相对容易。而进服装却在省城的批发市场，每次都要下午坐最后一班车到县城，然后等着那趟去省城批发市场的专班班车，一直等到夜里三点班车才出发，凌晨五点到省城，在人流汹涌中筛选着自己要的货品，然后扛着拖着大大的黑色采购袋回到车上，回到家时都是下午了。所以如果进货，往往要辛苦两天，还需要歇业一天。而父亲在这期间就会比平日早回家给我做饭，只有这时父亲才会和我说很多话，从学校的，说到小镇上的，国家的，甚至说到国际的，从历史说到现实，说到当天早上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的早新闻，但就是从来没有谈过我们自己家里。他不谈，我也不敢谈，因为他在我们孩子心中是那么威严，不敢有任何可能冒犯或让他不快。我和哥哥所挨的打全部出自父亲之手，当然偶尔也出自父亲之脚。
我不知道母亲是如何告知父亲她何时走何时回。母亲告知得是那么准确，以至于他们从来没有‘撞过车‘。母亲从来没有半途折回和父亲一起吃进货日子当晚的晚饭，也从来没有在次日晚回来从而导致没有人为我做晚饭。父亲也一样，总在次日母亲回家前离开，也毫不担心当晚我是否能吃上晚饭。对于我而言，每顿晚饭都差不多，都是一个人陪我吃，都是我喜欢吃的某个青菜和某个炒肉的菜，都在这两个菜旁边有一碗红烧肉，惟独的区别是，当父亲陪我吃的时候，那碗肉会在饭后消失，而母亲陪我吃的时候，那碗肉则会原封不动放到次日中午。他们如此默契，相敬如宾，互不侵犯，生活几乎从不交叉，自然也就不会吵架。
父亲在别人面前从来不抱怨母亲，甚至总附和别人对母亲的称赞，尽管他几乎不愿意和母亲讲话。母亲更是在人前表现出对父亲的无比崇敬和满意。
所以，镇上的人都会高度尊敬我的父母。因为我母亲的勤劳致富和与人为善，因为我父亲的乐于助人和温文而雅。学生们喜欢我的父亲，因为我父亲平易近人并且讲课耐心细致。家长们喜欢我父亲，一则因为我父亲的补课使得他们孩子成绩都有大幅度提高，二则是因为父亲完全没有文化人架子和他们朋友般聊天交往。学校领导喜欢我父亲，因为我父亲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将一个镇上初中班级的语文成绩每次都能在市里统一考试中名列第一，为学校赢得荣誉。其他老师也喜欢我父亲，因为我父亲总仗义疏财，对他们大方客气。是的，几乎人人都说我父亲如何如何好，发自肺腑，真切感人。我也为此每每深感荣耀自豪，却也总有某种隐隐的不安。
我向往高中，向往通过高中之后的未来，除了想摆脱这种不阴不阳、不荤不素、让人似乎无可挑剔却也透不过气来的家庭氛围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不想看到路面上有任何的粪便，不管是哪种动物的还是人的。城市的彻底化就表现在这些粪便被尽可能地隔离出人们的视野，即便偶尔出现，也是干瘪委琐，不那么鲜亮张扬，而且在宽宽的水泥路面上，人群也有足够空间从容闪躲。我想这种深刻的畏惧，来源于小时候赤脚走路曾经不小心踩到过鸡粪的恶心经历。
进校后的第一次期中考试成绩几天前揭晓，我在班上位列第十名，和我进校成绩相比，排名上升了六位。之所以我知道进校时我成绩在班上的排名，是因为每个班现任的班干部就是按照进校成绩排名确定的。第一名做了班长，第二名做了班团支书，第三名是副班长，第四名是团支部组织委员，第五名是团支部宣传委员，第六名是班委中的学习委员，第六名是劳动生活委员，第七名是文娱委员，第八名是体育委员，第九名到第十五名则分配了各科科代表。
而我刚好是第十六名，既名落第十五名之后，又不能使学校扩大班委或团支部干部编制，当然更不能让国家增加课程种类。所以我担任不了任何学生干部，只能担任群众。虽然我并不愿意让学生工作占用我的时间，却总有些好胜之心不乐意被那些人领导与指点传唤。但我却不能不服气，因为如果不通过民主选举来决定学生干部的话，那么按照成绩这个对学生而言最关键的指标来决定班干部座次是所有可能的方案中最公平的。这就如同在一个民主自由的现代社会，以个人拥有的财富数量来衡量商业成功一样，不那么完美客观却也是所有不完美客观标准中最完美客观的一个。
考试成绩出来后，我就开始盘算自己可能会被要求担任什么学生干部，开始筹划一个阴谋并有些洋洋得意：我准备在老师要我担任某个学生干部的时候，当众坚决拒绝。通过此举我要让其他同学，特别是那些平日里自以为是人物的学生干部知道，其实我并不在乎这个什么破干部。我无数次幻想着那时的场景：同学们的肃然起敬，老师尴尬无比，当然还有我的幸灾乐祸。
但是，我的一切计划都落空了。就在不少学生干部，应该说是绝大多数学生干部因为自己成绩排名失去了原先的位置，失去‘执政依据‘，并为此惴惴不安、苦恼并不得不痛苦规划‘下野‘后的日子时，班主任重新给了他们执政依据：因为他们前期执政成绩明显，而且刚刚熟悉工作，且具备了相应经验，所以他们是最合适的班干部，更何况学习成绩并不是能做一个好干部的必然条件，甚至不是必要条件。于是，班主任决定仍然由他们担任班干部，虽然也在最后勉励他们在好好工作的同时，也要好好学习，争取在各方面都做全班同学的表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