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日里的那些活跃分子没有他，学校通告栏中也没有出现过肖雅儒的名字，文学社刊物上出现的作者名字中也没有他，经常在教室外走道上谈着班级大事的学生干部中也没有他，偶尔在窗外大摇大摆喊着人的帮派分子中也没有他……总之，所有当时的公众人物中都没有他。也许有很多人已经认识了他，但我已经受到汪思容的警告：宿舍里有的同学已经在议论，说我在暗恋他。作为高中生的我，暗恋人不奇怪，但假如我是暗恋一个素昧平生、从未谋面的绯闻男主角，那就不一样了。尤其是那男主角曾经当众赤裸过身体，他的敏感部位被众人谈论涉及以至于成为公众话题，仿若被人人亲见过一般。既然我并不认识他，当然也谈不上了解，却对他如此关切，大家自然会很容易推测我是对那些暧mei的与性有关的东西有兴趣。如果这样，我不会被简单看作怀春的少女，而会被看成风liu的女人。我再大胆，也不敢被人想得如此不堪。于是，我也不敢再到处托人指认他了。我外表平静，却无比急切地搜寻着任何可能出现学生姓名的学校信息，最后仍是徒劳，一无所获。
我再次见到他，真正清楚看到肖雅儒是在学校期中考试表彰大会上。
那个年代的高中阶段，是人生命运可能发生转折的关键时期。对农村出生的学生来说，这是决定将来‘穿草鞋‘还是‘穿皮鞋‘的问题，对于像我这样来自不‘农村‘不‘城市‘的小镇上的孩子来说，是能否彻底城市化的问题，而对于其他的城市同学来说，是决定将来进父母单位接父母班还是能够自主独立找一个好工作甚至去省城或首都的问题。
但是，所有这些，对于我来说，都不是问题。我母亲早在我小学还没有毕业就辞去了镇上工商所管理费征管员的工作，干起了个体，在镇上开着服装店，这些年也累计挣到了几十万的资产，并开始雄心勃勃计划着到城里来开店，虽然一直迟迟没有实质行动；我的父亲依旧每晚喝点小酒微醺着回家，在镇上初中当着他的语文老师，偶尔也写点婉约的小诗，讥讽着时弊，一如既往地和前辈文人般哀叹着怀才不遇；我哥哥这时已经大学毕业，分配到市法院工作，而且正和市长女儿谈着恋爱。我们的家庭，虽然谈不上富贵，却也开始展现蓬勃生机。以父母在那个艰苦年代养成的容易满足的生活标准，家庭财产显然一辈子我们也花不完。而且，我们的家庭显得非常和睦，镇上的人根本就没有机会听到我父母吵架。
事实上，自从我母亲没有听从父亲的建议或者要求、坚持辞职干起个体后，我父亲就基本上不和母亲说话了。他每日早早起床赶往学校，认真细致地按照课时表上着那些课程，其余的白天时间尽可能呆在老师办公室看书或只是闲聊，晚上则忙碌着为差生上门补习。总之，他尽可能晚地回家，以避免和我母亲见面说话。
他的早餐是在路边早餐店里吃，午餐则是在学校食堂吃，刚开始他晚餐还是回来吃，因为不好意思在学生家里吃。到后来，他和那些学生家长越来越熟，就逐渐释怀，开始在学生家中吃晚餐。家长们准备的晚饭也由开始时的特地和隆重变得日益随便，餐桌上也逐渐没有他喜爱的红烧肉，甚至到后来，就着中午人家的剩菜他都能灌下去每晚少不了的二两白酒。
但母亲每晚依旧准备着他的饭菜，就好像他会回家吃饭一般。这样做的结果是，大多数日子，我们不得不在次日中午看着母亲吃前晚的剩饭，也不得不看着母亲将前晚的红烧肉回锅炸干油后一块块皱着眉头咽下，我们家除了父亲外，都很讨厌吃油腻如红烧肉般的东西。我无法理解母亲的做法，虽然我知道她吃下那些恶心的肉，只是因为她不愿意浪费，但她明明知道父亲不会回来吃晚饭，为什么还要准备他的饭菜，准备只有他爱吃的红烧肉？我无法理解，自然也不会支持母亲的做法，不会替她分担那些干瘪丑陋被炸干油的红烧肉。
虽然每天吃着这些油腻的东西，但母亲仍然一天天瘦了下来。我知道她很辛苦。每天早早起床，洗衣拖地，喊着我们起床，给父亲挤好牙膏，然后就匆匆去商店开门。最开始她还每天为父亲买早点，放回他床头。但后来见他从来没有吃过，也就作罢。她必须早早开店，因为小镇是周围村民赶集的商贸中心。与城里不同的是，早上才是做生意的黄金时间。我不知道她每天是否吃过早餐以及早餐一般吃些什么，因为我早上也是不得不早早去学校上学，而中午回家时，午饭已经做好了，桌子上依旧是那几样菜，有我喜欢吃的某种青菜和她建议我吃的蘑菇烧瘦肉之类蛋白质多的菜，余下的就是那恶心的还没有被炸油、亮闪闪的红烧肉。中午她一般没有时间洗碗，总是在皱着眉头吃完红烧肉后急急忙忙赶回店中。她不仅仅卖服装，夏天卖着冰棍雪糕，冬天还卖年货，另外还有一些食品杂货。她没有雇人，虽然我和哥哥多次坚持要求她请人来分担。我也给她算过请一个人的成本和由此她可以剩下的时间。每次她总是不言不语听完，然后就是微微叹口气，回应句‘再说吧‘，就继续去忙她的去了。后来我才明白，她根本就害怕有剩余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