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向战国策序护左都水使者光禄大夫臣向言：所校中《战国策》书，中书余卷，错乱相糅莒。又有国别者八篇，少不足。臣向因国别者，略以时次之，分别不以序者以相补，除复重，得三十三篇。本字多误脱为半字，以“赵”为“肖”，以“齐”为“立”，如此字者多。中书本号，或曰《国策》，或曰《国事》，或曰《短长》，或曰《事语》，或曰《长书》，或曰《修书》。臣向以为，战国时游士辅所用之国，为之策谋，宜为《战国策》。其事继春秋以后，讫楚、汉之起，二百四十五年间之事，皆定以杀青，书可缮写。
叙曰：周室自文、武始兴，崇道德，隆礼义，设辟雍、泮宫、庠序之教，陈礼乐、弦歌移风之化。叙人伦，正夫妇，天下莫不晓然论孝悌之义，惇笃之行。故仁义之道，满乎天下，卒致之刑错四十余年。远方慕义，莫不宾服，《雅》、《颂》歌咏，以思其德。下及康、昭之后，虽有衰德，其纲纪尚明。
及春秋时，已四五百载矣，然其余业遗烈，流而未灭。五伯之起，尊事周室。五伯之后，时君虽无德，人臣辅其君者，若郑之子产，晋之叔向，齐之晏婴，挟君辅政，以并立于中国，犹以义相支持，歌说以相感，聘觐以相交，期会以相一，盟誓以相救。天子之命，犹有所行；会享之国，犹有所耻。小国得有所依，百姓得有所息。故孔子曰：“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周之流化，岂不大哉！
及春秋之后，众贤辅国者既没，而礼义衰矣。孔子虽论《诗》、《书》，定《礼》、《乐》，王道粲然分明，以匹夫无势，化之者七十二人而已，皆天下之俊也，时君莫尚之。是以王道遂用不兴。故曰：“非威不立，非势不行。”仲尼既没之后，田氏取齐，六卿分晋，道德大废，上下失序。至秦孝公，捐礼让而贵战争，弃仁义而用诈谲，苟以取强而已矣。夫篡盗之人，列为侯王；诈谲之国，兴立为强。是以传相放效，后生师之，遂相吞灭，并大兼小，暴师经岁，流血满野；父子不相亲，兄弟不相安，夫妇离散，莫保其命，湣然道德绝矣。晚世益甚，万乘之国七，千乘之国五，敌侔争权，盖为战国。贪饕无耻，竟进无厌；国异政教，各自制断；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力功争强，胜者为右；兵革不休，诈伪并起。当此之时，虽有道德，不得施谋；有设之强，负阻而恃固；连与交质，重约结誓，以守其国。故孟子、孙卿儒术之士，弃捐于世，而游说权谋之徒，见贵于俗。是以苏秦、张仪、公孙衍、陈轸、代、厉之属，生从横短长之说，左右倾侧。苏秦为从，张仪为横；横则秦帝，从则楚王；所在国重，所去国轻。然当此之时，秦国最雄，诸侯方弱，苏秦结之，时六国为一，以傧背秦。秦人恐惧，不敢窥兵于关中，天下不交兵者二十有九年。然秦国势便形利，权谋之士，咸先驰之。苏秦初欲横，秦弗用，故东合从。及苏秦死后，张仪连横，诸侯听之，西向事秦。是故始皇因四塞之固，据崤、函之阻，跨陇、蜀之饶，听众人之策，乘六世之烈，以蚕食六国，兼诸侯，并有天下。杖于谋诈之弊，终于信笃之诚，无道德之教、仁义之化，以缀天下之心。任刑罚以为治，信小术以为道。遂燔烧诗书，坑杀儒士，上小尧、舜，下邈三王。二世愈甚，惠不下施，情不上达；君臣相疑，骨肉相疏；化道浅薄，纲纪坏败；民不见义，而悬于不宁。抚天下十四岁，天下大溃，诈伪之弊也。其比王德，岂不远哉？孔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夫使天下有所耻，故化可致也。苟以诈伪偷活取容，自上为之，何以率下？秦之败也，不亦宜乎！
战国之时，君德浅薄，为之谋策者，不得不因势而为资，据时而为，故其辩，扶急持倾，为一切之权，虽不可以临国教化，兵革救急之势也。皆高才秀士，度时君之所能行，出奇策异智，专危为安，运亡为存；亦可喜，皆可观。护左都水使者、光禄大夫臣向所校《战国策》书录。
曾巩重校战国策序刘向所定著《战国策》三十三篇，《崇之总目》称十一篇者阙。臣访之士大夫家，始尽得其书，正其误谬，而疑其不可考者，然后《战国策》三十三篇复完。
叙曰：向叙此书，言周之先，明教化，修法度，所以大治。及其后，诈谋用而仁义之路塞，所以大乱。其说既美矣。率以为此书，战国之谋士，度时君之所能行，不得不然，则可谓惑于泥俗而不笃于自信者也。
夫孔、孟之时，去周之初，已数百岁，其旧法已亡，其旧俗已熄久矣。二子乃独明先王之道，以为不可改者，岂将强天下之主以后世之所不可为哉？亦将因其所遇之时，所遭之变，而为当世之法，使不失乎先王之意而已也。二帝三王之治，其变国殊，其法固异，而其为国家天下之意，本来先后来尝不同也。二子之道，如是而已。益法者所以适变也，不必尽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此理之不易者也。故二子者守此，岂好为异论哉？能勿苟而己矣。可谓不惑于流俗而笃于自信者也。
战国之游士则不然，不知道之可信，而乐于说之易会。其设心注意，偷为一切之计而已。故论诈之便而讳其败，言战之善而蔽其患。其相率而为之者，莫不有利焉而不胜其害也，有得焉而不胜其失也。卒至苏秦、商鞅、孙膑、吴起、李斯之徒以亡其身，而诸侯及秦用之，亦灭其国。其为世之大祸明矣，而俗犹莫之悟也。惟先王之道，因时适变，法不同而考之无疵，用之无敝，故古之圣贤，未有以此而易彼也。
或曰，邪说之害正也，宜放而绝之。则此书之不泯，不泯其可乎？对曰，君子之禁邪说出，固将明其说于天下。使当世之人，皆知其说之不可从，然后以禁则齐；使后世之人，皆知其说之不可为，然后以戒则明。岂必灭其籍哉？放而绝之，莫善于是。故孟子之书，有为神农之言者，有为墨子之言者，皆著而非之。至于此书之作，则上继春秋，下至秦、汉之起，二百四五十年之间，载其行事，固不得而废也。
此书有高诱注者二十一篇，或曰三十二篇。《崇文总目》存者八篇，今存者十篇云。编校史馆书籍臣曾巩序。
李格非书战国策后《战国策》所裁，大抵皆从横捭阖、谲诳相轻、倾夺之说也。其事浅陋不足道，然而人读之，则必乡其说之工而忘共事之陋者，文辞之胜移之而已。且寿考安乐、富贵尊荣、显名爱好、便利得意者，天下之所欲也，然激而射之，或将以致人之忧。死亡忧患、贫贱苦辱、弃损亡利失意者，天下之所恶也，然动而竭之，或将以导人之乐。至于以下求小，以高求大，纵之以阳，闭之以阴，无非微妙难知之情，虽辩土抵掌而论之，犹恐不白，今寓之文字，不过一二，言语未必及，而意已隐然见乎其中矣，由是言之，则为是说者非难，而载是说者为不易得也。呜呼！使秦、汉而后复有为是说者，必无能载之者矣！虽然，此岂独人力哉！盖自尧、舜、夏、商，积制作，以至于周，而文物大备。当其盛时，朝廷宗庙之上，蛮貊穷服之外，其礼乐制度，条施目设，而威仪文章可著之简册音，至三千数，此圣人文章之实也。及周道衰，浸淫陵迟，幽、厉承之，于是大坏；然其文章所从来既远，故根本虽伐，而气焰未易遽熄也。于是浮而散之，钟于谈舌，而著子言语。此庄周、屈原、孙武、韩非、商鞅与夫仪、秦之徒，所以虽不深祖吾圣人之道，而所著书文辞，骎骎乎上薄六经，而下绝来世者，岂数人之力也哉！
今《战国策》宜有善本传于世，而舛错不可疾读，意天之于至宝，常不欲使人易得，故余不复竄定，而其完篇，皆以丹圜其上云。
王觉题战国策《战国策》三十三篇，刘向为之序，世久不传。治平初，始得钱塘颜氏印本该之，爱其文辞之辩博，而字句脱误，尤失其真。丁未岁，予在京师，因借馆阁诸公家藏数本参校之，盖十正其六七；凡诸本之不裁者，虽杂见于《史记》他书，然不敢辄为改易，仍从其旧，盖慎之也。
当战国之时，强者务并吞，弱者患不能守，天下方争于战胜攻取，驰说之士因得以传说取合时君。其要皆主于利言之，合从连横，变诈百出。然自春秋之后，以迄于秦，二百余年兴亡成败之迹，粗见于是矣！虽非义理之所存，而辩丽核纬，亦文辞之最，学者所不宜废也。
会有求于本以开板者，因以授之，使广其传，庶几证前本之失云。清源王觉题孙朴书阁本战国策后臣自元祐元年十二月入馆，即取曾巫三次所校定本，及苏颂、钱藻等不足本，又借刘敞手校书肆印卖本参考，比巩所校，补去是正，凡三百五十四字。八年，再用诸本及集贤院新本校，又得一百九十六字，共五伯五十签，遂为定本，可以修写黄本入秘阁。集贤本最脱漏，然亦间得一两字。癸酉岁，臣朴校定。
右十一月十六日书阁本后孙元忠孙朴记刘原父语此书舛误特多，率一岁再三读，略以意属之而已。比刘原父云：“吾老当得定本正之否邪？”
耿廷禧战国策括苍刊本序余至括苍之明年，岁丰讼简，颇有文字之暇，于是用诸郡例，镂书以惠学者。念《战国策》未有板本，乃取家旧所藏刊焉。是书讹舛为多，自曾南丰已云“疑其币可考者”，今据所藏，且用先辈数家本参定，以俟后之君子而已。
昔袁悦之还都，止赍《战国策》，曰：“天下要惟此书。”而李权从秦宓借《战国策》，宓曰：“战国从横，用之何为？”盖学者好恶之不侔如此！夫是非取舍，要当考合乎圣人之道以自择。要之此先秦古书，其叙事之备，太史公取以著《史记》，而文辞高古，子长实取法焉。学者不可不家有而且诵之。故余刊书以是为首云。绍兴四年十月鲁人耿延禧百顺书姚宏题战国策右《战国策》，《隋经籍志》，三十四卷，刘向录，高诱注，止二十一卷，汉京兆尹延笃《论》一卷。《唐艺文志》，刘向所录已阙二卷，高诱注乃增十一卷，延叔坚之《论》尚存。今世所传三十三卷。《崇文总目》高诱注八篇，今十篇，第一、第五阙。前八卷，后三十二、三十三，通有十篇。武安君事，在中山卷末，不知所谓。叔坚之《论》，今他书时见一二。旧本有未经曾南丰校定者，舛误尤不可读。南丰所校，乃今所行。都下建阳刻本，皆祖南丰，互有失得。
余顷于会稽得孙元忠所校于其族子慤，殊为疏略。后再扣之，复出一本，有元忠《跋》，并标出钱、刘诸公手校字，比前本虽加详，然不能无疑焉。如用“埊”、“”字，皆武后字，恐唐人传写相承如此。诸公校书，改用此字，殊所不解。窦苹作《唐史释音》，释武后字，内“埊”字云“古字，见《战国策》。”不知何所据云然？然“埊”乃古“地”字。又“埊”字，见《亢仓于》、《鹖冠子》，或有自来；至于“”字，亦岂出于古欤？幽州僧行均《切韵训诂》，以此二字皆古文，岂别有所见耶？孙旧云“五百五十签”，数字虽数字虽过之，然间有谬误，似非元书也。括苍所刊，因旧无甚增损。
余萃诸本，校定离次之，总四百八十余条。太史公所采，九十余条，共事异者，止五、六条。太史公用字，每篇间有异者，或见于他书，可以是正，悉注于旁。辨“灓水”之为“渍水”，“案”字之为语助，与夫不题校人，并题续注者，皆余所益也。正文遗逸，如司马贞引“马犯谓周君’、徐广引“韩兵入西周”、李善引“吕不韦言周三十七王”、欧阳询引“苏秦谓元戎以铁为矢”、《史记正义》“竭石九门本有宫室以居”、《春秋后语》“武灵王游大陵梦处女鼓瑟”之类，略可见者如此，今本所无也。至如“张仪说惠王”乃《韩非初见秦》，“厉怜王”引《诗》乃韩婴《外传》，后人不可得而质矣。先秦古书见于世者无几。而余居究乡，无书可检阅，访《春秋后语》，数年方得之，然不为无补。尚觊博采，老得定本，无刘公之遗恨。绍兴丙寅中秋，剡川姚宏伯声父题。
鲍彪战国策注序《国策》，史家流也。其文辩博，有焕而明，有婉微，有约而深，太史公之所考本也。自汉称为《战国策》，杂以短长之号，而有苏、张纵横之说。学者讳之置不论，非也。夫史氏之法，具记一时事辞，善恶必书，初无所决择。楚曰檮杌，书恶也。鲁曰《春秋》，善恶兼也。司马《史记》、班固《汉书》，有《佞幸》等列传，学者岂以是为不正，一举而弃之哉？矧此书，若张孟谈、鲁仲连发策之慷慨，谅毅、触詟纳说之从容，养叔之息射，保功莫大焉；越人之投石，媒贤其尚焉；王斗之爱縠，忧国莫重焉。诸如此类不一，皆有合先王正道，孔、孟之所不能违也。若之何置之？曾巩之序美矣，而谓禁邪说者，固将明其说于天下，则亦求其故而为之说，非此书指也。
起秦迄今千四百岁，由学者不习，或衍或脱，或后先失次，故“肖”、“立”半字，时次相糅，刘向已病知矣。旧有高诱注，既疏略无所稽据，注又不全，浸微浸灭，殆于不存。彪于是考《史记》诸书为之注，定其章条，正其衍说，而存其旧，慎之也。地理本之《汉志》，无则缺；字训本之《说文》，无则称犹。杂出诸书，亦别名之。人姓名多不传见，欲显其所说，故系之一国。亦时有论说，以翊宣教化，可以正一史之谬，备七略之缺。以之论是非，辨得失，而考兴亡，亦有补于世。绍兴十七年丁卯仲冬二十有一日辛巳冬至縉鲍彪序。
（又）
刘氏定著三十三篇，《东周》一、《西周》一、《秦》五、《齐》六、《楚》四、《赵》四、《魏》四、《韩》三、《燕》三、《宋卫》一、《中山》一。今按：西周正统也，不得后于东周，定为首卷。
（又）
彪校此书，四易稿而后缮写。已巳仲春重校，始知《东周策》“严氏之贼，阳竖与焉”为《韩策》严遂、阳竖也。先哲言，校书如尘埃风叶，随扫随有，岂不信哉！尚有舛谬，以俟君子。十一日书。
姚宽战国策后序右《战国策》，《隋经籍志》，三十四卷，刘向录，高诱注，止二十卷，汉京兆尹延笃《论》一卷。《唐艺文志》，刘向录已阙二卷，高诱注乃增十一卷，延笃《论》时尚存。今所传三十三卷。《崇文总目》高诱注八篇，印本存者有十篇。武安君事在《中山》卷末，不详所谓。延笃《论》，今亡矣。其未曾经曾南丰校定者，舛误尤不可读。其浙、建小字刊行者，皆南丰所校本也。括苍耿氏所刊，卤莽尤甚。
宣和间，得馆中孙固、孙觉、钱藻、曾巩、刘敞、苏颂、集贤院共七本，晚得晁以道本，并校之，所得十二焉。如用“埊”、“”字，皆武后字，恐唐人相承如此，诸公校书，改用此字，殊不可解。窦苹作《唐书》，释武后用“埊”字云“古字，字见《战国策》”，不知何所据而云然。“埊”乃古‘地”字。又“埊”字，见《亢仓于》、《鹖冠子》，或有自来，至于“”字，幽州僧行均《切韵训诂》，以此二字皆古文，岂别有所见耶？
太史公所采九十三事，内不同者五。《韩非子》十五事，《说苑》六事，《新序》九事，《吕氏春秋》一事，《韩诗外传》一事，后甫谧《高士传》三事，《越绝书》记李园一事，甚异。如正文遗逸引《战国策》者，司马贞《索隐》五事，《广韵》七事，《玉篇》一事，《太平御览》二事，《元和姓纂》—事，《春秋后语》二事，《后汉地理志》一事，《后汉》第八《赞》一事，《艺文类聚》一事，《北堂书钞》一事，徐广注《史记》一事，张守节《正义》一事，旧《战国策》一事，李善注《文选》一事，省今本所无也。至如“张仪说惠壬”，乃《韩非子初见秦》书，“厉怜王”引诗，乃《韩诗外传》，既无古书可以考证，第叹息而己。某以所闻见，以为集注，补高诱之亡云。上章执徐仲冬朔日，会稽姚宽书。
吴师道战国策校注序先秦之书，惟《战国策》最古，文最讹舛，自刘向校定已病之。南丰曾巩再校，亦疑其不可考者。后汉高诱为注，宋尚书郎括苍鲍彪诋其疏略缪妄，乃序次章条，补正脱误，时出己见论说，其用意甚勤，思尝并取而读之，高氏之疏略信矣，若谬妄，则鲍氏自谓也。东莱吕子《大事记》，间取鲍说而序次之，世亦或从之。若其缪误，虽未尝显列，而因此考彼，居然自见，遂益得其详焉。盖鲍专以《史记》为据，马迁之作，固采之是书，不同者当互相正，《史》安得全是哉？事莫大于存古，学莫善于阙疑。夫子作《春秋》，仍夏五残文；汉儒校经，未尝去本字，但云“某当作某”、“某读如某”，示谨重也。古书字多假借，音亦相通。鲍直去本文，径加改字，岂传疑存旧之意哉？比事次时，当有明征，其不可定知者，阙焉可也，岂必强为傅会乎？
又其所引书，止于《淮南子》、《后汉志》、《说文》、《集韵》，多摭校书之见闻，不问本字之当否。《史》注自裴、徐氏外，索隐、正义皆不之引，而《通鉴》诸书亦莫考。浅陋如是，其致误固宜。顾乃极诋高氏以陈贾为《孟子》书所称，以伐燕为齐宣，用是发愤更注；不思宣王伐燕，乃《孟子》明文，宣、闵之年，《通鉴》谓《史》失其次也。鲍以赧王为西周君，而指为正统，此开卷大误，不知河南为西周，洛阳为东周。《韩非子》说秦王以为何人，魏惠王盟臼里以为他事，以鲁连约矢之书为后人所补，以魏几、鄢陵为人名，以公子牟非魏牟，以中山司马子期为楚昭王卿，此类甚多，尚安得诋高氏哉？其论说自谓“翊宣教化”，则尤可议。谓张仪之诳齐、梁为将死之言善，周人诈以免难为君子所恕，张登狡狯非君子所排，苏代之訑为不可废，陈轸为绝类离群，蔡泽为明哲保身，聂政为孝，乐羊为隐忍，君王后为贤智妇人，韩几瑟为义嗣，卫嗣君为贤君，皆悖义害正之甚者。其视名物、人、地之差失，又不足论也。
鲍之成书，当绍兴丁卯。同时剡业姚宏亦注是书，云得会稽孙朴所校，以阁本标出钱藻、刘敞校字，又见晋孔衍《春秋后语》，参校补注，是正存疑，具有典则。《大事记》亦颇引之，而世罕传，知有鲍氏而已。近时，浚仪王应麟尝斥鲍失数端，而庐陵刘辰翁盛有所称许。以王之博洽，知其未限悉数，而刘特爱其文采，他固弗之察也。吕子有云：“观《战国》之事，取其大旨，不必字字为据。”盖以游士增饰之词多，矧重以讹舛乎？辄因鲍注，正以姚本，参之诸书，而质之《大事记》，存其是而正其非，庶几明事迹之实，求义理之当焉！
或曰：《战国策》者，《六经》之弃也。子深辨而详究之，何其戾？鲍彪之区区，又不足攻也。夫人患理之不明耳！知至而识融，则异端杂说，皆吾进德之助，而不足以为病也。曾氏之论是书曰：“君子之禁邪说者，固将明其说于天下，使皆知其不可为，然后以禁则齐，以戒则明。”愚有焉尔。是非之在人心，天下之公也。是，虽刍区荛不遗；非，虽大儒必斥。屈何择于鲍氏哉！特寡学謏闻，谬误复恐类之。世之君子有正焉，固所愿也。泰定二年岁乙丑八月日金华吴师道序。
吴师道曾序跋《国策》之书自刘向第录，逮南丰曾氏，皆有序论以著其大旨。向谓战国谋士，度时君所能行，不得不然。曾氏讥之，以为“惑流俗而不笃于自信”。故因之推言先王之道，圣贤之法，而终谓“禁邪说者，固将明其说于天下”。其论正矣。而鲍氏以为是，特求其故而为之说者。《策》乃史家者流，善恶兼书，初无决择，其善者孔、孟之所不能违，若之何置之？鲍之言，殆后出者求备邪？
夫灭下之道，王伯二端而已。伯者犹知假义以为名，仗正以为功。战国名义荡然，攻斗并吞，相诈相倾，机变之谋，唯恐其不深；捭阖之辞，唯恐其不工；风声气习，举一他而皆然。间有持论立言不戾乎正，殆千百而一二尔。若鲁仲连盖绝出者，然其排难解纷，忼慨激烈，每因事而发，而亦未闻其反正明本，超乎事变之外也，况其下者乎？当是之时，本仁祖义，称述唐、虞、三代，卓然不为世俗之说者，孟子一人而已。求之是书无有也。荀卿亦宗王者，今唯载其绝春申之书，而不及其他。田子方接闻孔氏之徒，其存者仅仅一言。又何略于此而详于被邪？《史》莫大于《春秋》，《春秋》善恶兼书，而圣人之心，则欲寓褒贬以示大训。是书善恶无所是非，而作者又时出所见，不但记载之，为谈季子之金多位高，则沾沾动色；语安陵嬖人之固宠，则以江乙为善谋，此其最陋者。夸从亲之利秦兵不出函谷十五年，诸侯二十九年不相攻，虽甚失实，不顾也。厕雅于郑，则音不纯；置薰于蕕，则气必夺。善言之少，不足以胜不善之多。君子所以举而谓之邪说者，盖通论当时习俗之敝，举其重而名之也。近代晃子《读书志》，列于纵横家，亦有见者。且其所列，固有忠臣义士之行，不系于言者。而其继春秋，抵秦、汉，载其行事，不得而废，曾氏固已言之，是岂不知其为史也哉？
窃谓天下之说，有正有邪。其正焉者主于一，而其非正者，君子小人各有得焉。君子之于是书也，考事变，究情伪，则守益以坚，知益以明。小人之于是书也，见其始利而终害，小得而大丧，则悔悟惩创之心生。世之小人多矣，固有未尝知是书，而其心术行事无不合者。使其得是书而究之，则将有不为者矣。然则所谓明其说于天下，为放绝之善者，讵可訾乎？
吴师道姚序跋（一）
顷岁，予辨正鲍彪《战国策注》，读吕子《大事记》引剡川姚宏，知其亦注是书。考近时诸家书录皆不载，则世罕有蓄者。后得于一旧士人家，卷末裁李文叔、王觉、孙朴、刘敞语。其自序云，尝得本于孙朴之子慤。朴元祐初在馆中，取南丰曾巩本，参以苏颂、钱藻、刘敞所传。并集贤院新本，上标钱、刘校字，而姚又会稡诸本定之。每篇有异及他书可证者，悉还于下。因高诱注，间有增续，简质谨重，深得古人论撰之意，大与鲍氏率意窜改者不同。又云，访得《春秋后语》，不为无补。盖晋孔衍所著者，今尤不可得，尚赖此而见其一二，讵可废耶？考其书成，当绍兴丙寅，而鲍注出丁卯，实同时。鲍能分次章条，详述注说，读者眩于浮文，往往喜称称道；而姚氏殆绝，无足怪也。
宏字今声，今题伯声甫，待制舜明廷辉之子，为删定宫，忤秦桧，死大理狱。弟宽令威、宪令则，皆显于肘。其人尤当传也。
余所得本，背纸有宝庆字，已百余年物，时有碎烂处。既据以校鲍误，因序其说于此。异时当广传写，使学者犹及见前辈典则，可仰可慕云。至顺四年癸酉七月吴师道识。
（二）
右此序题姚宽撰，有手写附于姚注本者。文皆与宏序同，特疏列逸文加详，考其岁月则在后，乃知姚氏兄弟皆尝用意此书。宽所注者，今未之见，不知视宏又何如也？因全录著之左方，以俟博考者。吴师道识。
陈祖仁战国策校注序至正初，祖仁始登史馆，而东阳吴君正传实为国于博士。吴君之乡，则有丁文宪、何文定、金文安、许文懿诸先生所著书，君悉取以训诣生，匡末学。后君归丁母艰，病卒。祖仁亦尝闻君校注《国策》，考核精甚，而惜未之见也。今季夏，浙西宪掾刘瑛廷脩，随佥宪伯希颜公来按吴郡。一日，囊君所校《策》来言曰：“正传吾故人，今已矣，不可使其书赤已！吾尝有请于佥宪公，取于其家，且刻梓学宫。君宜序之，幸勿辞！”祖仁窃惟古之君子，其居家也本诸身，其居官也本诸家，其训人也本诸己，其安时也本诸天，文其余也，而况于言乎？是故不以言为上，而后之为言者，莫能上也。不以计为高，而后之为计者，莫能高也。
周衰，列国兵争，始重辞命，然犹出入《诗》、《书》，援据遗《礼》，彬彬焉先王流风余韵存焉！坏烂而莫之存者，莫胜于战国。当时之君臣，惴惴然惟欲强此以弱被；而游谈驰骋之士，逆探巧合，强辩深语，以斗争诸侯，矜詟妻子。虽其计不可行，言不可践，苟有欲焉，无不售也；苟有隙焉，无不投也。卒之诸侯不能有其国，大夫不能有其家，而苏秦之属不旋踵，势败而身偾。由此观之，非循末沿流，不知其本故耶？
是《策》自刘向校定后，又校于南丰曾巩。至括苍鲍彪，病高注疏谬，重定序次，而补阙删衍，差失于专；时有议论，非悉于正。故吴君复据剡川姚宏本，参之诸书，而质之《大事记》，以成此书。其事核而义正，诚非鲍比。古书之存者希矣，而诸儒于是书校之若是其精者，以其言则季世之习，而其策则先秦之遗也。予何幸得观吴君此书于身后，且知其所正者有所本，而又嘉刘掾不以死生异心而卒其宏也。故不复辞，而为之序。至正十五年六月浚仪陈祖仁序。
钱谦益高诱注战国策跋《战国策》经鲍彪殽乱，非复高诱原本，而则剡川姚宏较正本，博采《春秋后语》诸书，吴正传驳正鲍注，最后得此本，叹其绝佳，且谓于时蓄之者鲜矣。此本乃伯声较本，又经前辈勘对疑误，采正传补注，标举行间。天启中，以二十千购之梁溪安氏，不啻获一珍珠船也。无何，又得善本于梁溪高氏，楮墨精好，此本遂次而居乙。每一摩挲，不免以积薪自哂。要之，此两本实为双壁，阙一固不可也。崇祯庚午七月曝书于荣木楼，□翁谨识。
陈贻典古本战国策跋（一）
《战国策》世传鲍彪注者，求吴师道驳正本已属希有，况古本哉。钱遵王假余此本，系眺宏较刻高诱注，益得之于□翁宗伯者。不特开卷便有东、两周之异，全本篇次前后，章句烦简，亦与今本迥不相侔，真奇书也，因命友印录。
此册原本经前辈勘对疑误，采正传补注，标举行间，宜并存之，一时末遑也。□翁云：“天启中，得此于梁溪安氏，无何，又得善本于梁溪高氏。”今此本具在，已出寻常百倍，不知高氏本又复问如耳。戊戌孟春六日录校并识，虞山陆贻典。
（二）
庚寅冬，□翁绛云楼灾，其所藏书，俱尽于咸阳之炬，不谓高氏本尚在人间。林宗叶君印录一本假余，较此颇多是正，而摹写讹字，猝未深辫，并一一校入，尚拟借原本更一订定也，戊戌季冬六日校毕记。
（三）
己亥春，从钱氏借高氏原本校前十九卷。孟冬暇日，过毛氏目耕楼，借印录高氏本，校毕，此书始为全壁云。敕先。
卢见曾刻姚本战国策序汉末涿高氏诱，少受学于同县卢待中子干，尝定《孟子》章句，作《孝经》、《吕氏春秋》、《淮南》诸解，训诂悉用师法，尤精音读。其解《吕氏春秋》、《淮南》二书，有急气、缓气、闭口、笼口之法，盖反切之学，实始于高氏，而孙叔然炎在其后。今刻二书者，尽删其说，为可惜也。高氏又尝注《战国策》三十三篇，世无其书。前明天启中，虞山钱宗伯以二十千购之梁溪安氏，乃南宋剡川姚伯声校正本，后又得梁溪高氏本，互相契勘，遂称完善。
曩余读吴文正公《东西周辨》，谓《战国策》编题，首《东周》，次《西周》，而今鲍彪本误以西周为正统，升之卷首，始知古本《战国策》为鲍氏所乱久矣。及余再莅淮南，属友人于吴中借高注考之，叹文正之辨，为不可易。高注古雅，远胜鲍氏，其中编次，亦与鲍氏迥异。两汉传注存者，自毛氏、何氏而外，首推郑氏。继郑氏而博学多识者，唯高氏。益其学有师承，非赵台卿、王叔师比也。惜《孟子章名》、《孝经解》不传，而此书于绛云一炬之后，幸而得存，为刊板行世。好古之士，审择于高、鲍二家，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乾隆丙子德州卢见曾序。
黄丕烈重刻剡川姚氏本战国策并札记序桑老顾千里为予言，曾见宋椠剡川姚氏本《战国策》，予心识之。厥后遂得诸鲍绿饮所，楮墨精好，盖所谓梁溪高氏本也。千里为予抉卢氏雅雨堂刻本一过，取而细读，始知卢本虽据陆敕先抄校姚氏本历刻，而实失其真，往往反从鲍彪所改及加字并抹除者，未知卢、陆谁为之也？夫鲍之率意窜改，其谬妄固不待言，乃更援而入诸姚氏本之中，是为厚诬古人矣！金华吴正传氏重校此书，其自序有曰：“事莫大于存古，学莫大于厥疑。”知言也哉！后之君子，未能用此为药石，可一慨已！
今年命工，纤悉影橅宋椠而重刊焉。并用家、藏至正乙巳吴氏本互勘，为之《札记》，凡三卷，详列异同，推原卢本致误之由，订其失，兼存吴氏重校语之涉于字句者，亦下己意，以益姚氏之末备。大旨专主师法乎阙疑、存古，不欲敬取文从字顺；愿贻诸好学深思之士。吴氏校每云“一本”，谓其所见浙建括苍本也。今皆不可复得，故悉裁之。宋椠更有所谓梁溪安氏本，今未见，见其影钞者，在千里之从兄抱冲家。其云“经前辈勘对疑误，采正传《补注》，标举行间。”惜乎不并存也。非一刻小小有异。然皆较高氏本为逊，故不复论。嘉庆八年八月八日吴县黄丕烈撰。
顾广圻战国策札记后序黄君荛圃刻姚伯声本《战国策》及所撰《札记》既成，属广圻为之序。爰序其后，曰：《战国策》传于世者，莫古于此本矣！然就中舛误不可读者，往往有焉。考刘向《叙录》云：“皆定以杀青书，可缮写。”是向书初非不可读者也。高诱即以向所定著为之注，下迄唐世，其书具存，故李善、司马贞等征引依据，绝无不可读之云。逮曾南丰氏编校，始云疑其不可知者，而同时题记类称为舛误。盖自诱注仅存十篇，而宋时遂无善本矣。伯声续校，总四百八十余条，其所是正，亦云多矣，但其所萃诸本，既皆祖南丰，又旁采他书，复每简略，未为定本，尚不能无刘原父之遗恨耳。厥后吴师道驳正鲍注，用功甚深，发疑正读，殊有出于伯声外者矣！今荛圃之《札记》，虽主于据姚本订今本之失，而取吴校以益姚校之未备，所下已意，又足以益二家之末备也。见于不可读者，已稍稍通之矣。后世欲读《战国策》，舍此本其何由哉？
广圻于是书，寻绎累年，最后于《叙录》所云“臣向因国别者略以时次之，分别不以序者以相补，除复重，得三十三篇”者，恍然而知《战国策》实向一家之学，与韩非、太史公诸家抵牾，职此之由，无足异也。因欲放杜征南于《左氏春秋》之意，撰为《战国策释例》五篇：一曰“疑年谱”，二曰“土地名”，三曰“名号归一图”，四曰“诂训微”，五曰“大目录”。私心窃愿为刘氏拥篲清道者也。高注残阙，艰于证明，粗属草稿，牵率未竟，他年倘能遍稽载籍，博访通人，勒为一编，俾相辅而行，未始非读此本之助也。谂诸荛圃，其以为何如？嘉庆癸亥十一月元和顾广圻。
于鬯战国策注序《战国策》者，经学之终而史学之始也，其书宜无人不读。今学者固无人不读《战国策》，然而考求之者甚鲜。夫国朝诸儒，其能究古籍远迈前贤矣，而从事于《战国策》者，元和顾氏徒托空言，使其欲放杜征南释例有成，必大可观。今则惟推吴黄氏《札记》恪守家法，然不过严字句之异同；高邮王氏《杂志》，摘条立案发明，恨其太少；金山顾氏，能为《编年》；阳湖张氏、歙程氏，专门舆地。类皆具策书之一体者，五人而已矣。若夫林氏《战国纪年》、黄氏《周季编略》、顾氏《七国地理考》等书，亦为读《策》者之助，而作者不专为此书发也。自汉高氏至于宋有鲍氏，自宋鲍氏至于元有吴氏，落落三家。吴氏之后，绝无闻有继起巍然成—家者。至于姚氏，存古之功足多，若其所著，即黄氏师法之所取，亦仅在字句异同，实不足副此书之全量。见吴氏既知姚氏之能存古，鲍氏之窜乱古本，则奚不即补注姚氏之书，顾乃依鲍窜乱之本，而必欲节节为之辨驳，亦可谓舍其康庄，而争步于蹊间者矣。要之，高注既古而多佚，鲍氏缀补之勤，吴氏考校之密，三家固鼎峙千秋也。
鬯不敏，初欲掇鲍、吴两家之注，入之高注之本，俾古本存而义亦备，且义备然后古本赖以久存，于是采录之际，不能不旁征他籍，即不能无意为取舍进退于其间，送成《战国策注》三十三卷，别补姚氏《序录》一卷，作《年表》一卷，附之高本，存于姚氏，至今又分两刻。卢氏之刻不及黄氏之善，故一仍黄刻，其误文不加改，厥文不加补，羡文不加删，错文不加乙，一切具于注中。诚以家法所在，虽读者病不便，不顾矣。意拟他日宜为一塾课本，凡应改、应补、应删、应乙者，悉为雌黄；且易分国而通为《编年》，如陆陇其《战国策去毒》之例，与此本相辅而行，兢兢乎蹈鲍氏窜乱之辙，未敢也。惟是其书既介经终史始之间，则其人其才，必可以注经，可以注史，然后可以注此书。末学疏浅，乡居又艰获佳籍，即经目遗忘亦多，时有不安，辄意改易，顾此失彼，遂相牵动，抵牾纷坛，知不能免，夫恶敢仰承三家之绪哉？后有作者，得比而审决更定之，则幸甚！光绪三十有四，（宣统初立之年）十有二月十日南汇于鬯香草序。
吾朝无国策注家，而日本却有之。鬯所见关修龄《高注补正》、横田维孝《正解》、平井鲁堂《讲义》三家。《讲义》不足云，关、横田两家虽学浅，而于虚义理所在时有体会，间出武断，颇可摘取。至于《策》学之难，首在年纪、地理两大端，彼固茫乎其未辩也。尚有谭周者，却主姚氏之本，又有碕明允《通考》，两书并未之见。横田书中有引碕哲夫说，即明允也。鬯又记。
所得旧刻《国策》，单鲍注残本，存西周、东周、齐、楚、赵、韩六卷，书首序叶已失。其赵策“以正殷纣之事”，“殷”字厥笔作“股”，避宋宣祖讳，而他处“殷”字又不阙笔，盖元以后翻宋本也，故其阙笔已校补，而偶失一未补耳。亦小有讹，然不讹者多，合之吴本，间有异。此真鲍本，非如黄《札记》以至正乙巳本为鲍本，未免差尔。十一日又记。
战国策注二十三卷孔昭焕家藏本提要（四库全书总目）
旧本题汉高诱注。今考其书，实宋姚宏校本也。
《文献通考》引《祟文总目》曰：“《战国策》篇卷亡阙，第二至第十、第三十一至第三十三阙。又有后汉高诱注本二十卷，今阙第一、第五、第十一至二十，止存八卷。”曾巩校定序曰：“此书有高诱注者二十一篇，或曰三十二篇。《崇文总目》存者八篇，今存者十篇。”此为毛晋汲古阁影宋钞本。虽三十三卷皆题曰高诱注，而有诱注者仅二卷至四卷、六卷至十卷，与《崇文总目》八篇数合。又最末三十二、三十三两卷，合前八卷，与曾巩序”十篇数合。而其余二十三卷，则但有《考异》而无《注》。其有《注》者多冠以“续”宇。其偶遗“续”字者，如《赵策》一“郄疵”注、“雒阳”注，皆引唐林宝《元和姓纂》；《赵策》二“瓯越”注，引魏孔衍《春秋后语》；《魏策》三“芒卯”注，引《淮南子注》。衍与宝在诱后，而《淮南子注》即诱所自作，其非诱《注》，可无庸置辨。盖巩校书之时，官本所少之十二篇，诱书适有其十，惟阙第五、第三十一。诱书所阙，则官书悉有之，亦惟阙第五、第三十一。意必以诱书足官书，而又于他家书内摭二卷补之。此官书、诱书合为一本之由。
然巩不言校诱《注》，则所取惟正文也。造姚宏重校之时，乃并所存诱《注》入之。故其自序称“不题校人并题续注者，皆余所益”。知为先载诱《注》，故以“续”为别。且凡有诱《注》复加校正者，并于夹行之中又为夹行，与无《注》之卷不同。知校正之时，《注》己与正文并列矣。
卷端曾巩、李格非、王觉、孙朴诸《序》、《跋》，皆前列标题，各题其字。而宏《序》独空一行，列于末，前无标题。《序》中所言体例，又一一与书合，其为宏校本无疑。其卷卷题高诱名者，殆传写所增，以赝古书耳。
书中校正称曾者，曾巩本也；称钱者，钱藻本也；称刘者，刘敞本也；称集者，集贤院本也；无姓名者，即宏《序》所谓“不题校人”为所加入者也。其点勘颇为精密。吴师道作《战国策鲍注补正》，亦称为善本。是元时犹知《注》出于宏，不知毛氏宋本，何以全题高诱？考周密《癸辛杂识》称贾似道尝刊是书，岂其门客廖莹中等皆媟亵下流，昧于检校，一时误题，毛氏适从其本影钞欤？近世扬州所列，即从此本录出，而仍题诱名，殊为沿误。今于原有《注》之卷题高诱注，姚宏校正续注原《注》已佚之卷，则惟题姚宏校正续注，而不列诱名。庶几各存其真。
宏字令声，一名伯声，剡川人。尝为删定官，以伉宜忤秦桧，瘐死大理狱中。盖亦志节之士，不但其书足重也。
案《汉艺文志》、《战国策》与《史记》为一类，历代史志因之。晁公武《读书志》始改入子部纵横家，《文献通考》因之。案班固称司马迁作《史记》，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接其后事，迄于天汉。则《战国策》当为史类，更无疑义。且子之为名，本以称人，因以称其所著，必为一家之言，乃当此目。《战国策》乃刘向裒合诸记并为一编，作者既非一人，又均不得其主名，所谓“子”者安指乎，公武改隶子部，是以记事之书为立言之书，以杂编之书为一家之书，殊为未允。今仍归之史部中。
鲍氏战国策注十卷内府藏本提要（四库全书总目）
宋鲍彪撰。案黄鹤《杜诗补注》，郭知达集注《九家杜诗引》彪之语，皆称为鲍文虎说，则其字为文虎也。缙夏人，官尚书郎。
《战国策》一书，编自刘向，注自高诱。至宋而透注残阙，曾巩始合诸家之本校之，而于注文无所增损。姚宏始稍补诱《注》之阙，而校正者多，训释者少。彪此注成于绍兴丁卯，其《序》中一字不及姚本。盖二人同时，宏又因忤秦桧死，其书尚未盛行于世，故鱼未见也。
彪书虽首载刘向、曾巩二序，而其篇次先后，则自以己意改移，非复向、巩之旧。是书窜乱古本，实自彪始。然向序称：“中书余卷，错乱相糅莒。（案：‘莒’字未详，今姑仍原本录之。）又有国别者八篇，少不足。臣向因国别者，略以时次之，分别不以序者以相补，除重复，得三十三篇。”又称，“中书本号，或曰《国策》，或曰《国事》，或曰《短长》，或曰《事语》，或曰《长书》，或曰《修书》”云云。则向编此书，本裒合诸国之记，删并重复，排比成帙。所谓三十三篇者，实非其本来次第。彪核其事迹年月而移之，尚与妄改古书者有间。其更定东、西二周，自以为考据之物笔，元吴师道作《补正》，极议其误。
考赵与时《宾退录》曰“《战国策》旧传高诱注，残阙疏略，殊不足观。姚令威宽补注，（案：补注乃姚宽之兄姚宏所作，此作姚宽，殊误，谨附订于此。）亦未周尽。独缙云鲍氏校注为优。虽间有小疵，殊不害大体。惟东、西二周一节，极其舛谬，深误学者，反不若二氏之说。”是则南宋人已先言之矣。
师道注中所谓“补”者，即补彪注。所谓“正”者，亦即正彪注。其精核实胜于彪。然彪注疏通诠解，实亦殚一生之力。故其自记称，四易稿后，始悟《周策》之严氏、阳竖，即韩策之严遂、阳坚，而有校书如尘埃风叶之叹。虽踵事者益密，正不得遽没创始之功矣。
战国策校注十卷纪昀家藏本提要（四库全书总目）
元吴师道撰。师道字正传，兰谿人，至始元年进士。仕至国子博士，致仕，后援礼部郎中，事迹具《元史儒学传》。师道以鲍彪注《战国策》，虽云纠高诱之讹漏，然仍多未善，乃取姚宏续注与彪注参校，而杂引诸书考正之。其篇第注文一仍鲍氏之旧。每条之下，凡增其所阙者谓之“补”，凡纠其所失者谓之“正”，各以“补曰”、“正曰”别之。复取刘向、曾巩所校三十三篇四百八十六首旧第为彪所改窜者，别存于首。盖既用彪注为稿本，如更其次第，则端绪已棼，节日皆不相应；如泯其变乱之迹，置之不论，又恐古本遂亡，故附录原次以存其旧。孔颖达《礼记正义》每篇之下附着别录第几。林亿等新校《素问》亦每篇之下附著全元起本第几，即其例也。
前有师道自序，撮举彪注之大纰缪者凡十九条，议论皆极精审。其他随文驳正，亦具有条理。古来往是书者，固当以师道为最善矣。旧有曲阜孔氏刊本，颇未是正。此本犹元时旧刻，较孔本多为可据云。
关脩龄战国策高注补正序古人崇尚战国策，比之鸿宝，序论己悉矣。其所谓“谲诳相轻，倾夺之说，然而人读之，则必忘其事之陋者，文辞之胜，移之而已。”又所谓“虽非义理之所存，而辨丽横肆，亦文辞之最，学者所不宜废也。”此至当之论，孰为揄扬之浮于实乎哉！夫学究何为反以害乎名教饬戒子弟，令勿披览也？要苦其难读，而为护短之计，可谓执一而无权也。
余以不敏，犹欲思其难读而得焉。玩其文也久矣，而未达其实，但管窥一班。窃谓《策》多战国杂说，夫太史公采焉次《史》。盖由《左》、《国》之后，欲征兴废之迹，而莫可他求矣。尝观著书大指，或有实施于行事者，或有载之空言而无其事者，若夫一辞数出，而驰说考不同，人不相及，而同在一时，则为后人拟策也著矣。余妄执是说，以为惟取其文辞，不论事业可也。于是乎断章释义，必依成文，庶几无以失夫载说之真哉。其所不逮，存而弗论，以俟君子幸正焉。
宽政丙辰季春，河越关脩龄撰。
横田惟孝战国策正解序《战国策》者，盖当时之杂记，而秦人之所编录也。其事则从横倾夺，其言则谲诳功利，终之，六国以此丧其国，秦以此失其天下，策士令其终者，盖亦鲜矣。虽间有彼善于此者，要亦不足以为训也。然则斯书可废与？曰：何可废也。
夫治必称唐、虞、三代，乱必言春秋、战国。春秋则《左传》、《国语》存焉，战国则舍斯书而何在？太史公所据，亦唯斯而已矣。《书》曰“与治同道罔不兴，与乱同事罔不亡。”夫法治戒乱，古今常典，然不审其所由，而徒称言而已，则不去就失路而背驰者，几希矣？且夫舜、禹大圣也，而其相告戒曰：“无若丹朱傲，惟慢游是好；傲虐是作，罔昼夜頟頟；罔水行舟，朋淫于家，用殄厥世。”则知空言之谆谆不若指行事之著明矣。然则欲知战国之所以为战国，安可不读斯书也。
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盖曰法善改恶，善、恶皆可以为我师也。是故《诗》之美、刺共存之，《春秋》善、恶并记焉，以示劝惩。孔门之教，盖为然也。若夫曰害乎名教，而饬戒子弟，令勿披览者，徒知善之可以为法，而不知恶之可以为戒也。其诸异乎夫子之教与？《诗》曰“人知其一，莫知其他”。其此之谓也。噫！拘儒一唱是固说，而曲学随而和之，斯书殆束阁焉。
夫古书之传于今，孰能无误；然士子所朝夕诵习，随误随正，是以不至大误。今斯书尤多舛讹者，是谁之过与？吾愍其如此，既雠校数本，善者从之，可者据之，又其他片言只辞，苟可以为征者，采摭以参互订正，然后取诸说之长，附以管窥。不独解文义，间有是正存焉，故并命曰“战国策正解’。其所不知，阙如以俟后之君子。极知不自揣之甚，不免于芜秽之责，冀人之好我，摘其过谬。若其护短蔽拙，为之辞者，吾亦不敢。
文政甲申仲冬冬至前一日，东都，横田惟孝，顺藏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