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用真理符合论和反身性概念来解释社会活动中内在的不确定性因素的。反身性在逻辑学中是指一个事物与其自身之间的关系。我在此借用这个概念来描述一下参与者的思维和他所处境况之间的双向联系。
知识体现为真实的表述。当且仅当一种表述符合实际时，才是真实的表述。这就是真理符合论告诉我们的道理。为了建立符合关系，事实和针对事实的表述必须彼此相互独立。但是当我们自身就是我们所希望认识的世界的一部分时，这一条件是无法满足的。
这就是为什么参与者无法基于知识做出决策的原因。面对知识的缺乏，他们不得不诉诸于经验、本能、情感、神灵或其他误区，靠臆测予以弥补。
正是参与者的偏见和误判使得事件过程出现了不确定性因素。
上面所说的这一切都非同凡响。一个不解之谜在于：为什么反身性这个概念没有广为接受呢？
就金融市场而言，我是知道答案的：反身性概念妨碍了经济学家的理论创造，妨碍了他们像自然科学家解释和预测自然现象那样去解释并预测金融市场的走势。
经济学家为了使经济学成为一门科学并维持其地位，竭力把反身性概念清除出其学科体系。
我觉得，既然社会活动的结构与自然现象根本不同，那么用牛顿物理学框架来建立经济学模型就是错误的。
谈到事实的其他范畴（realmsofreality），我没有太大把握，因为我的哲学功底不够深厚。
我的印象是，哲学家在很多方面都抓住反身性这个问题不放。例如，亚里士多德就提出了理论理性（即认知功能）和实践理性（即操控功能）的区别。
作为哲学家，他们过分关注认知功能，却没有对操控功能给予足够的重视。
哲学家们注意到自相关（self-referent）陈述中的认知不确定性问题。
这个问题最早是由古希腊克里特岛的哲学家伊壁孟尼德（Epimenides）提出的，他说：“凡是克里特岛人都说谎。”
这一说谎者悖论最终启发伯特兰·罗素（BertrandRussell）提出了自相关性陈述和非自相关性陈述的区别。分析哲学家也研究了言语行为（speechacts）上的认知不确定性问题，言语行为是指对某一境况的陈述反过来又对所指称的境况产生了影响。
这些哲学家都把兴趣主要集中在问题的认知方面，对社会活动与自然现象在结构上存在差异这一事实却没有给予适当的关注。
与之相反，我主要的灵感源泉—卡尔·波普（KarlPopper）却提出了方法统一性原则（unityofmethod），即应该使用一样的方法去研究自然现象和社会活动。
当然，这并非是这方面唯一的观点，但对渴望获得与自然科学家相同地位的社会科学家来说，这个观点甚为流行。然而并不是所有社会科学家都是这么想的。
人类学的学者和很多社会科学工作者对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甚至连模仿一下都不愿意，正因为如此，他们与那些尝试去模仿自然科学研究的社会科学家相比，影响力要小得多了。
反身性理论意在阐明思想和现实之间的关系，但只能用于解释一小部分现实。自然现象的发生和人的思想没有任何关系，所以自然科学就有确定的把握对事物的发生进行解释和预测。
而反身性只限于解释社会现象，更确切地说，当参与者无法在知识的基础上做出决策的情况下，这就给社会科学制造了难题，而自然科学却根本不受这些影响。
反身性就像一个圆圈，或者称之为参与者观点与实际事态之间的双向反馈回路。人们并不是根据他们所面对的实际境况做出决定，而是凭着自己对境况的感知和解读做出决策。
他们的决策对境况产生了影响（这就是操控功能），而境况的变化往往又改变了他们的感知（即认知功能）。这两种功能不是一先一后，而是同时起作用。
如果反馈是有先后次序的，就会形成一个唯一确定的顺序，从事实到感知，再到新的事实，再形成新的感知，不断延续。
由于这两种功能同时发生，因此参与者的感知和事实境况就都变得不确定了。我们发现，用这种反身性理论非常有助于解释金融市场的走势。
不论我们把它叫做圆圈，还是反馈回路机制，都不过是种叫法，这种双向的互动是的的确确存在的。这个圆圈不代表解释过程出现错误，相反，拒绝这个圆圈的存在才是大错特错，反身性理论就是来修正这个错误的。
社会科学遇到的这种难题不过是参与者所处困境的一种次要的表象罢了。参与者的观点能影响事实进程（未来情况如何受其决策的左右），但参与者又无法基于知识做出决策。
他们必须对事物提出观点，但其观点又可能不符合实际事态。不管他们承认不承认，他们都不得不按照自己的信念去行事，而这些信念却又并非源于实际。事情的发展变化过程多半充满了对事实的误读和各种误判，比一般人想象的要严重得多。
这一新颖的富有洞察力的观点就是反身性理论所阐发的主要内容。当前的金融危机恰是一个令人信服的例证。
在详细阐述反身性理论之前，为了更好地做些铺垫，我觉得有必要先回顾一下我是怎么从这么多年的经历中总结出这个理论的。
读者会发现，这个理论出自我个人的经历。在我年轻时，我就知道，即使前提错误，思想意识也能改变实际境况，我还知道，有时正常的法则会丧失作用，而不正常的法则反而会成为常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