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哲学思考并没有对我的学业有多大帮助，我的考试差点都不及格。
我倒是挺愿意安全地守在学术围墙之内，曾经我还差点在密歇根大学的卡拉马祖分校谋到一个助教职位，但我的成绩不够好，不得不到社会上打拼。
经历起初的几次失败后，我最后找了一份套利交易员的工作，先开始是在伦敦，后来在纽约工作。
起先，我为了守住工作，不得不忘掉所有学生时所学的东西，但后来我发现大学所学的东西对工作很有帮助，尤其是我可以把反身性理论运用到金融市场交易中，建立一个非均衡情景或是一个涨跌循环的投资形态。
当市场出现我所说的远远偏离均衡状态时，我的投资受益颇丰，因为此时公认的一般均衡模型失效了。
在发现和利用远离均衡的机会方面我很在行，也受益匪浅。
后来我在1987年总结出版了我的第一本书《金融炼金术》（TheAlchemyofFinance）。
在该书中，我详细阐述了我的方法论。之所以称其为炼金术，是为了强调我的理论与当下流行的科学方法的要求格格不入。
我在金融市场上取得的成功在多大程度上受惠于我的哲学思想，这个问题是值得商榷的，很明显的一点是，我的理论并未很肯定地拿出预测结果。
我在管理对冲基金时，面对高风险的境况，经常需要做出主观判断，压力很大，曾因背痛和身心失调症备受煎熬，我从背痛中获得的灵感并不比从我的理论中获得的东西少。
不管怎样，我对我的哲学尤其是反身性理论高度重视。
我认为它的意义实在重大，对它倍加珍视，同时，我也觉得很难通过文字、书籍向别人去阐述这个理论。无论怎么说、怎么写我都觉得不满意。
要是只用几句话来表达我的这种理念，就像我在本书里所要做的，似乎是对这个理论的大不敬了，好像必须要用一整本书才能说清楚。
我对观点的长篇大论，愈发错综复杂，令人费解，直到我连昨晚自己写的东西都看不懂了。
我之前说过好多遍，就是在此刻，我放弃了对哲学的探索，回归了生活实际，开始认真地赚钱，但这也让我陷于不利。
我后来又重新开始思索哲学问题，一些想法体现在《金融炼金术》一书中，但其中的哲学思索部分受到不少批判，他们认为那不过是一个成功的投机家的自我沉迷和放纵。
这就是我为什么说自己是个失败的哲学家的原因。无论如何，我还是坚持我的哲学思考。一次我在维也纳大学做了一次题为“一个失败的哲学家卷土重来”的演讲。
我身处一间偌大的报告厅，在一个高出观众席的讲台上俯视观众，那是个权威人士发言的场面，我深受感染，即兴道出了易错性原理（doctrineoffallibility），那成为我演讲中最精彩的部分。
我在阐述理念过程中遇到了一些难题，有些是易错性概念和反身性概念本身与生俱来的问题，还有一些是我自己造成的。
回顾起来，我对理论的阐述显然不够精确，且往往过多讲我自己的经历，所以，我的理论对一些职业人士的固有观点形成了挑战，于是他们就在技术层面上对我的观点弃之不顾，没有给予任何真正的考量。
但同时，也有一些读者能透过我那马马虎虎的修饰性语句，看到背后所要表达的理念和思想，并表示赞赏，尤其是那些金融市场人士，我在投资上所取得的成功令他们希望挖掘背后的原因究竟是什么，而恰巧我模棱两可的表述更激发了他们的好奇心。
我的出版商巴不得这样，所以对我的手稿不加编辑就付印出版，希望这本书成为读者顶礼膜拜的对象。
到如今，《金融炼金术》这本书市场人士在读，商学院也在教，但在大学经济系里却一本也找不到。
不幸的是，“失败的哲学家”这一说法被那些写我的人采用了，他们中包括我的传记作家迈克尔·考夫曼（MichaelKaufman）。他在书中引述了我儿子罗伯特的话：
我父亲会坐下来，用他的理论向你解释他为什么做这做那。我还记得小时候曾经想，天哪，他讲的一多半都是胡说八道吧。
我的意思是说，因为你知道，他对市场或其他东西的立场观点发生了变化，原来都是因为他的背痛让他难受不已造成的，跟理性啊什么的根本没一点关系。
他会很认真地讲他的想法，还时不时激动地发一下神经，而这就是背痛的早期预警信号。
如果你在他身边待久了，你就会发现他多半还是个性情中人，但他总是试图在他的情感外面罩上理性的外衣。
他生活的常态并不是克制自己，而是为自己的精神状态找一个合理的解释。这实在是很可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