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居仁，字叔心，饶之余干人也。学者称为敬斋先生。弱冠时，奋志圣贤之学，往游康斋吴先生之门，遂绝意科举，筑室於梅溪山中，事亲讲学之外，不干人事。久之欲广闻见，适闽，历浙，入金陵，从彭蠡而返，所至访求问学之士。
归而与乡人娄一斋、罗一峰、张东白为会於弋阳之龟峰，余干之应天寺。提学李龄、钟城相继请主白鹿书院，诸生又请讲学贵溪桐源书院。淮王闻之，请讲《易》於其府。
王欲梓其诗文，先生辞曰：“尚需稍进。”先生严毅清苦，左绳右矩，每日必立课程，详书得失以自考。虽器物之微，区别精审，没齿不乱。
父病，尝粪以验其深浅。兄出则近候於门，有疾则躬调药饮。执亲之丧，水浆不入，柴毁骨立，非杖不能起，三年不入寝室。动依古礼，不从流俗卜兆。
为里人所阨，不得已讼之，墨衰而入公门，人咸笑之。家世为农，至先生而窭甚，鹑衣脱粟，萧然有自得之色，曰：“以仁义润身，以牙签润屋，足矣。”成化甲辰三月十二日卒，年五十一。万历乙酉从祀孔庙。
先生一生得力於敬，故其持守可观。周翠渠曰：“君学之所至兮，虽浅深予有未知。观君学之所向兮，得正路抑又何疑。倘岁月之少延兮，必日跻乎远大。痛寿命之弗永兮，若深造而未艾。”此定案也。其以有主言静中之涵养，尤为学者津梁。然斯言也，即白沙所谓“静中养出端倪，日用应酬，随吾所欲，如马之御衔勒也”，宜其同门冥契。而先生必欲议白沙为禅，一编之中，三致意焉。盖先生近於狷，白沙近於狂，不必以此而疑彼也。
先生之辨释氏尤力，谓其“想象道理，所见非真”，又谓“是空其心，死其心，制其心”。此皆不足以服释氏之心。释氏固未尝无真见，其心死之而後活，制之而後灵，所谓“真空即妙有”也，弥近理而大乱真者，皆不在此。
盖大化流行，不舍昼夜，无有止息,此自其变者而观之，气也。消息盈虚，春之後必夏，秋之後必冬，人不转而为物，物不转而为人，草不移而为木，木不移而为草，万古如斯，此自其不变者而观之，理也。
在人亦然，其变者，喜怒哀乐已发未发、一动一静循环无端者，心也。其不变者，恻隐、羞恶、辞让、是非，梏之反覆、萌蘖发见者，性也。儒者之道，从至变之中以得其不变者，而後心与理一。
释氏但见流行之体变化不测，故以知觉运动为性，作用见性，其所谓不生不灭者，即其至变者也。层层扫除，不留一法，天地万物之变化，即吾之变化，而至变中之不变者无所事之矣。是故理无不善，气则交感错综，参差不齐，而清浊偏正生焉。性无不善，心则动静感应，不一其端，而真妄杂焉。
释氏既以至变为体，自不得不随流鼓荡，其猖狂妄行，亦自然之理也。当其静坐枯槁，一切降伏，原非为存心养性也，不过欲求见此流行之体耳。见既真见，儒者谓其所见非真，只得形似，所以遏之而愈张其焰也。
先生言治法，寓兵未复，且先行屯田，宾兴不行，且先荐举。井田之法，当以田为母，区画有定数，以人为子，增减以受之。设官之法，正官命於朝廷，僚属大者荐闻，小者自辟。皆非迂儒所言，後有王者，所当取法者也。
居业录
静中有物，只是常有个操持主宰，无空寂昏塞之患。
觉得心放，亦是好事，便提撕收敛，再不令走，便是主敬存心工夫。若心不知下落，茫茫荡荡，是何工夫！
穷理非一端，所得非一处，或在读书上得之，或在讲论上得之，或在思虑上得之，或在行事上得之。读书得之虽多，讲论得之尤速，思虑得之最深，行事得之最实。
孔子只教人去忠信笃敬上做，放心自能收，德性自能养。孟子说出求放心以示人，人反无捉摸下工夫处。故程子说主敬。
周子有主静之说，学者遂专意静坐，多流於禅。盖静者体，动者用；静者主，动者客。故曰主静，体立而用行也。亦是整理其心，不使纷乱躁妄，然後能制天下之动。但静之意重於动，非偏於静也。愚谓静坐中有个戒慎恐惧，则本体已立，自不流於空寂，虽静何害！
人心一放，道理便失，一收，道理便在。
“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学者以此立心，便广大高明，充之则是纯儒，推而行之，即纯王之政。
程朱开圣学门庭，只主敬穷理，便教学者有入处。
气之发用处即是神。陈公甫说无动非神，他只窥测至此，不识里面本体，故认为理。
事事存其当然之理，而己无与焉，便是王者。事事著些计较，便是私吝心，即流於霸矣。
道理到贯通处，处事自有要，有要，不遗力矣。凡事必有理，初则一事一理，穷理多，则会於一。一则所操愈约，制事之时，必能挈其总领而理其条目，中其机会而无悔吝。
儒者养得一个道理，释老只养得一个精神。儒者养得一身之正气，故与天地无间；释老养得一身之私气，故逆天背理。
释氏见道，只如汉武帝见李夫人，非真见也，只想像这道理，故劳而无功。儒者便即事物上穷究。
人虽持敬，亦要义理来浸灌，方得此心悦怿。不然，只是硬持守也。
今人说静时不可操，才操便是动。学之不讲，乃至於此，甚可惧也。静时不操，待何时去操？其意以为不要惹动此心，待他自存，若操便要著意，著意便不得静。是欲以空寂杳冥为静。不知所谓静者，只是以思虑未萌、事物未至而言，其中操持之意常在也。若不操持，待其自存，决无此理。程子曰：“人心自由便放去。”又以思虑纷扰为不静，遂遏绝思虑以为静。殊不知君子九思亦是存养法，但要专一。若专一时，自无杂虑。有事时专一，无事时亦专一，此敬之所以贯乎动静，为操存之要法也。
敬为存养之道，贯彻始终。所谓“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是未知之前，先须存养此心，方能致知。又谓“识得此理，以诚敬存之而已”，则致知之後，又要存养，方能不失。盖致知之功有时，存养之功不息。
程子曰：“事有善恶，皆天理也。天理中物，须有美恶。盖物之不齐，物之情也。”愚谓阴阳动静之理交感错综，而万殊出焉，此则理之自然，物之不能违者，故云然。在人而言，则善者是天理，恶者是气禀物欲，岂可不省察，与气禀恶物同乎！
心精明是敬之效。才主一则精明，二三则昏乱矣。
心无主宰，静也不是工夫，动也不是工夫。静而无主，不是空了天性，便是昏了天性，此大本所以不立也。动而无主，若不猖狂妄动，便是逐物循私，此达道所以不行也。己立後，自能了当得万事，是有主也。
人之学易差。罗仲素、李延平教学者静坐中看喜怒哀乐未发以前气象，此便差却。既是未发，如何看得？只存养便是。吕与叔、苏季明求中於喜怒哀乐未发之前，程子非之。
朱子以为，即已发之际默识其未发之前者则可。愚谓若求未发之中看未发气象，则动静乖违，反致理势危急，无从容涵泳意味。故古人於静时只下个操存涵养字，便是静中工夫。思索省察是动上工夫。然动静二端，时节界限甚明，工夫所施，各有所当，不可乖乱混杂，所谓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
今世又有一等学问，言静中不可著个操字，若操时又不是静。以何思何虑为主，悉屏思虑，以为静中工夫只是如此，所以流於老佛。不知操字是持守之意，即静时敬也。若无个操字，是中无主，悠悠茫茫，无所归著，若不外驰，定入空无。此学所以易差也。
容貌辞气上做工夫，便是实学，谨独是要。
《遗书》言：“释氏有敬以直内，无义以方外。”又言释氏内外之道不备。此记者之误。程子固曰“惟患不能直内，内直则外必方”。盖体用无二理，内外非二致，岂有能直内而不能方外，体立而用不行者乎？敬则中有主，释氏中无主，谓之敬，可乎！
视鼻端白，以之调息去疾则可，以之存心，则全不是。盖取在身至近一物以系其心，如反观内视，亦是此法。佛家用数珠，亦是此法，羁制其心，不使妄动。呜呼！心之神灵，足以具众理，应万事。不能敬以存之，乃羁於一物之小，置之无用之所，哀哉！当然处即是天理。
禅家存心，虽与孟子求放心、操则存相似，而实不同。孟子只是不敢放纵其心，所谓操者，只约束收敛，使内有主而已，岂如释氏常看管一个心，光光明明，如一物在此？夫既收敛有主，则心体昭然，遇事时鉴察必精。若守著一个光明底心，则只了与此心打扰，内自相持既熟，割舍不去，人伦世事都不管。又以为道无不在，随其所之，只要不失此光明之心，不拘中节不中节，皆是道也。
真能主敬，自无杂虑。欲屏思虑者，皆是敬不至也。
“有此理则有此气，气乃理之所为。”是反说了。有此气则有此理，理乃气之所为。
陈公甫云：“静中养出端倪。”又云：“藏而後发。”是将此道理来安排作弄，都不是顺其自然。
娄克贞说他非陆子之比，陆子不穷理，他却肯穷理。公甫不读书，他勤读书。以愚观之，他亦不是穷理，他读书只是将圣贤言语来护己见，未尝虚心求圣贤指意，舍己以从之也。
敬便是操，非敬之外别有个操存工夫。格物便是致知，非格物之外别有个致知工夫。
陈公甫亦窥见些道理本原，因下面无循序工夫，故遂成空见。
释氏心亦不放，只内里无主。
所以为是心者，理也。所以具是理者，心也。故理是处心即安，心存处理即在。非但在己如此，在人亦然。所行合理，人亦感化归服。非但在人如此，在物亦然。苟所行合理，庶物亦各得其所。
禅家不知以理义养心，只捉住一个死法。
释氏说心，只说著一个意思，非是真识此心也。释氏说性，只说著一个人心形气之私，未识性命之正。
满腔子是恻隐之心，则满身都是心也。如刺著便痛，非心而何？然知痛是人心，恻隐是道心。
满腔子是恻隐之心，腔子外是何心？腔子外虽不可言心，其理具於心。因其理具於心，故感著便应。若心驰於外，亦物耳，何能具众理、应万事乎？
异教所谓存心，有二也：一是照管此心，如有一物常在这里；一是屏除思虑，绝灭事物，使其心空豁，无所外交。其所谓道，亦有二也：一是想像摸索此道，如一个物事在前；一是以知觉运动为性，谓凡所动作，无不是道，常不能离。故猖狂妄行。
只致其恭敬，则心肃然自存，非是捉住一个心来存放这里。读书论事，皆推究到底，即是穷理，非是悬空寻得一个理来看。
人以朱子《调息箴》为可以存心，此特调气耳。只恭敬安详，便是存心法，岂暇调息以存心？以此存心，害道甚矣。
心只是一个心，所谓操存，乃自操而自存耳。敬是心自敬耳。
主敬是有意，以心言也；行其所无事，以理言也。心有所存主，故有意；循其理之当然，故无事。此有中未尝有，无中未尝无，心与理一也。
学一差，便入异教，其误认圣贤之意者甚多。此言无为，是无私意造作，彼遂以为真虚净无为矣。此言心虚者，是心有主而外邪不人，故无昏塞，彼遂以为真空无物矣。此言无思，是寂然不动之中万理咸备，彼遂以为真无思矣。此言无适而非道，是道理无处无之，所当操存省察，不可造次颠沛之离，彼遂以为凡其所适无非是道，故任其猖狂自恣而不顾也。
释氏误认情识为理，故以作用是性。殊不知神识是气之英灵，所以妙是理者。就以神识为理，则不可。性是吾身之理，作用是吾身之气，认气为理，以形而下者作形而上。
心常有主，乃静中之动。事得其所，乃动中之静。
今人为学，多在声价上做，如此则学时已与道离了，费尽一生工夫，终不可得道。
孔门之教，惟博文、约礼二事。博文是读书穷理事，不如此，则无以明诸心。约礼是操持力行事，不如此，无以有诸己。
张子以太和为道体。盖太和是气，万物所由生，故曰“保合太和，乃利贞”。所以为太和者，道也，就以为道体，误矣。
上蔡记明道语，言“既得後，须放开”。朱子疑之，以为既得後，心胸自然开泰，若有意放开，反成病痛。愚以为得後放开，虽似涉安排，然病痛尚小。今人未得前先放开，故流於庄、佛。又有未能克己求仁，先要求颜子之乐，所以卒至狂妄。殊不知周子令二程寻颜子之乐处，是要见得孔、颜因甚有此乐，所乐何事。便要做颜子工夫，求至乎其地，岂有便来自己身上寻乐乎？故放开太早，求乐太早，皆流於异端。
人清高固好，然清高太过，则入於黄、老。人固难得广大者，然广大太过，则入於庄、佛。惟穷理之至，一循乎理，则不见其清高、广大，乃为正学。
智计处事，人不心服，私则殊也。
太极者，理也。阴阳者，气也。动静者，理气之妙运也。
天下纵有难处之事，若顺理处之，不计较利害，则本心亦自泰然。若不以义理为主，则遇难处之事，越难处矣。